导读：2023年3月10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达成恢复双边外交关系的协议，标志着2016年以来两国断交且持续多年的冷对峙局面开始得到扭转。在与伊朗和解的同时，沙特还在美国斡旋下，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而据称，沙特向美国提出了要求安全保障和支持其民用核计划的条件。在中东地区，伊朗是沙特首要的地区竞争对手，而以色列则是阿拉伯世界共同的敌人，对抗以色列是沙特维系在阿拉伯世界声望的重要途径。为何在此时，沙特却同时推进和两大“死敌”的和解进程？ 本文结合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沙特领导层外交政策风格的调整，对沙伊和沙以的和解进程作出分析。沙特外交政策风格经历了从谨慎到大胆进取，再到部分回归传统的过程。在此期间，美国在中东“撤退”的前景，以及沙特在海湾国家中影响力的下降，促使沙特以务实态度推进与以色列和伊朗缓和关系。其中，以色列可以成为沙特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而与伊朗和解可以缓解沙特面临的安全问题。沙特能否从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双重外交和平衡行为中获得充分红利，则受制于巴以冲突、伊核谈判等多重地区问题的解决进程。 中东安全秩序长期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霸权国家影响，在霸权政治和地缘竞争占据中心的时代，中东经历多次动荡。沙特和伊朗率先和解，表明中东国家在新发展愿景下开始形成追求地区安全与和平的最大公约数立场，中东秩序或将面临新一轮重大调整。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Washington Institute，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Leonardo Jacopo Maria Mazzucco
翻译｜述垚、谈行藏
来源｜Washington Institute
▲ 图源：互联网
虽然中东仍然充满热点，但沙特阿拉伯正在与以色列和伊朗接触，试图缓和紧张局势并建立共识，沙特阿拉伯王国从对抗转向修补关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地区稳定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促使沙特阿拉伯对以色列和伊朗采取务实的平衡行动。尽管沙特想要同时与以色列人和伊朗人改善关系的潜在现实阻碍很大，但这一双重举动是给整个中东政治降温的共同努力。拜登最近一次中东行（译注：指2022年7月份拜登的中东之行，主要议题包括伊核问题、石油增产问题和重塑与沙特的关系）再次凸显了伊朗日益干预主义的地区政策正在如何改变其他地区大国的外交政策考量，尤其是在美国的存在消退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也不例外。沙特目前的和解努力是否会带来红利，取决于沙特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平衡这两种关系中的潜在矛盾、向心力和不同目标。
传统上，对领导权的强烈渴望和对国际事务的谨慎态度一直是沙特外交政策的主要心跳声。一方面，沙特将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地区视为自己天然的势力范围。沙特精英的国家角色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制定，并且希望其他阿拉伯海湾君主制国家也将与沙特的政治和安全议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沙特决策过程的性质——基于国王、他的兄弟和亲密顾问之间的定期协商——通常会导致审慎的外交政策。虽然在某些时刻，沙特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强势姿态，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但这些事件在沙特的外交决策中是例外，而不是常规。然而，在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于2015年1月登上沙特王位并提名其子小萨勒曼为王储后，塑造沙特外交政策轨迹的机制、动力和运作方式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沙特领导层的改组带来了沙特外交政策信条的重新调整，转向了一种冒险的姿态。沙特王储开创了一种更加集中化、强势和个人化的外交政策风格，主要表现为积极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恶性活动。这种转变带来了喜忧参半的结果。一方面，海合会成员在沙特阿拉伯城市乌拉举行会议，结束与卡塔尔长达三年的争端（译注：指2017年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与卡塔尔断交的外交风波），以及美国总统拜登今年夏天访问沙特，都表明沙特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继续占据前排席位。另一方面，沙特在海合会成员国中的领导地位逐渐削弱，尤其是面对阿联酋和卡塔尔时，它发现自己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 正是在沙特在海湾地区影响力减弱，以及意识到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方式的固有局限性，利雅得部分恢复了其传统的和解姿态。利雅得似乎越来越意识到，在当前不稳定缓和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公开的好战立场不会带来好处，尤其是这可能使沙特面临一系列可能破坏其雄心和战略利益的威胁。利雅得试图同时接触特拉维夫和德黑兰，虽然这看似矛盾，但却反映出沙特旨在追求多方面的目标，这需要以复杂的方式处理区域关系。这些努力有助于加强沙特的核心国家利益：即确保统治精英的长期安全，支持王储对新沙特国家的愿景。然而，沙特的务实平衡行为并非没有风险，这种战术性重新定位的成功背后潜伏着若干局限。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从一种禁忌变成了平静的既成现实。在过去几年中，沙特与以色列的联系在质和量上取得了重大飞跃，尤其是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沙特和以色列都忐忑不安地看着美国维持当前地区现状的政治意愿减弱，以及来自伊朗的威胁加剧。这种错位和沙以之间的利益趋同正好吻合，两者都将德黑兰视为该地区危险的不稳定力量。除了将伊朗视为共同威胁之外，沙特权力的代际更替也在重塑其安全指南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年轻一代的成员接管了许多高层机构职位。他们越来越关注为经济增长和后石油时代的经济寻找新机会，并将以色列视为在数字和科技等战略领域的潜在商业伙伴。这些潜在的机会触及到一系列广泛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水资源管理和极端气候环境中的农业。尽管尚未实现重大突破，但拜登总统最近的中东之行凸显了一些新进展。沙特向包括以色列航空公司在内的所有航空承运人开放沙特领空，而以色列则对埃及-沙特可能交换具有战略地位的蒂兰和萨纳菲尔群岛的计划开了绿灯（Tiran and Sanafir islands，译注：埃及和沙特存在主权纷争的岛屿，目前无人居住，但因其位于亚喀巴湾入海口而具有关键的战略价值。根据 1978 年《戴维营协议》的条款，埃及不允许在这些岛屿上驻军，只有维和人员。拜登访问沙特期间表示，将在年底前从二岛撤出维和部队。这一声明是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秘密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宣布的。以色列同意将二岛控制权从埃及转让给沙特，而沙特则向以色列航班开放其领空）。在与拜登的双边会谈中，以色列和沙特都表示坚定承诺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能力。尽管如此，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外交正常化仍面临重大障碍。尽管巴勒斯坦问题和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辩论已经失去了部分国际关注，但它们仍然是潜在的沙特-以色列和平协议的要点。沙特舆论继续高度重视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华盛顿研究所去年7月的民意调查显示，76 %的沙特阿拉伯受访者对《亚伯拉罕协议》持负面看法（译注：指2020年在美国调解下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签订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和平协议）。沙特作为 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的首席设计师，如果和平协议不能为巴勒斯坦人带来切实的改变，沙特可能难以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
沙特和伊朗之间本就存在意识形态和宗派摩擦，两国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加速恶化。紧张局势的关键点包括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地区不稳定感，以及在2016年伊朗抗议者袭击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后再次出现的不稳定感（译注：具体事件进程，请参照文末伊沙关系的时间表）。在2016年事件之后，两国削减了外交关系，进行了煽动性的言论斗争，并开启了一个紧张的冷对峙阶段。2019年9月中旬，沙特在布盖格炼油厂和胡赖斯地区的石油设施遭遇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使沙特一半的石油产量暂时停摆，伊沙对峙也达到了顶峰。胡塞武装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但导弹更有可能来自伊拉克或伊朗的发射场。这次袭击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对沙特石油工业核心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美国对伊朗缺乏军事反应促使沙特领导层开始修补与伊朗的关系。沙特王储坚称，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永远的邻居。我们摆脱不了他们，他们也摆脱不了我们。因此，我们双方最好共同努力寻找共存之道。”在巴格达举行的连续默契对话为这些和解尝试提供了一个出口。在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在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期间成功举行了五轮会谈。这些会谈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结束也门战争的可能途径、渐进的恢复全面外交关系的步骤，以及减少阿拉伯半岛附近水域海上不安全因素的选择。尽管短期内不太可能取得重大突破，但这表明双方有意克服眼前的分歧，专注于缓和紧张局势，同时扩大合作领域。然而，沙特对伊朗野心的最深切的安全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安全问题——从伊朗对中东各地代理人的支持到其导弹和核计划——可能会破坏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同样，虽然沙特与伊朗接触的一大目的是减少胡塞武装以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领土的不对称战争，但德黑兰对也门叛乱组织的有效影响力有多大，还存在争议。事实证明，德黑兰对沙特减少也门泥潭带来的混合威胁帮助有限。对沙特而言，保留选择余地意味着要采取双重外交政策战略，以便保持与巴格达的交流，同时与其他有能力和政治意愿参与对伊朗进行权力平衡的伙伴建立多样化的关系。
沙特外交政策的前进方向部分取决于一些关键地区问题的发展，而沙特在这些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2022年7月中旬，沙特和伊朗发出信号打算跟上巴格达会谈的步伐。然而，最近在伊拉克首都的冲突使这个由其总理卡德希米调解的会谈很难迅速恢复。巴格达能否恢复其作为外交桥梁的作用，取决于伊拉克国内各行为主体是否有能力防止政治僵局演变成武装对抗，进而使伊拉克整个国家陷入混战。沙特和伊朗应避免支持不同敌对派系，形成危险的政治角力，而是应利用其影响力推动当地谈判人员寻求包容性的解决方案。至于以色列，该国有出色的军事优势和成熟的战争技能，似乎是沙特联手遏制伊朗的理想候选者，但以色列、沙特两国跟德黑兰对抗的原因并不相同。沙特是为了与伊朗争夺地区领导权，以色列则是为了国家安全。沙特人和以色列人可能会成功搁置他们的大部分分歧，但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余地仍然有限。 在这两种情况下，沙特都走在钢丝上。目前，它成功地设法将这些相互矛盾的姿态结合在一起并实现了重要目标：即与以色列日益明显的关系解冻，以及与伊朗的谨慎缓和。然而，如果沙特外交政策的潜在矛盾在国内外压力下变得更加突出，可能很难保持其平衡的行为。然而，从历史上看，当沙特在中东充当稳定力量而非挑战者时，它取得的成就最大。因此，利雅得更有可能不再采纳以前的鹰派和干预主义政策路线，而是通过与特拉维夫和德黑兰发展友好关系来在地区动态中获得政治影响力。即便如此，贯彻这一方针最终可能导致沙特必须选边站的局面。沙特是将与以色列的关系置于伊朗之上，还是相反，这取决于沙特领导层如何看待其周边环境中的威胁，以及它将使用何种工具——对抗或安抚——来平衡这些威胁。
▍附录：伊朗-沙特双边关系大事记
三十多年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一直是地区竞争对手。两国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沙特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威胁到了其在中东的统治地位。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沙特在两伊战争期间暗中支持伊拉克，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进入20世纪90年代，伊朗两任总统拉夫桑贾尼（1989-1997）和哈塔米（1997-2005）曾尝试改善伊朗与各邻国的关系，在他们的任期内，伊沙之间的紧张局势略有缓解。但和解的步伐在2005年伊朗总统内贾德上台后开始停滞。尤其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巴林什叶派抗议逊尼派王室，沙特出兵巴林平息了抗议，并指责伊朗挑起骚乱，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
自2013年鲁哈尼上台以后，伊朗一直试图改善沙特的关系。但两国所在地区陷入冲突局势，特别是叙利亚和也门。2015年9月，数百名伊朗人在沙特一年一度的朝觐仪式中死于踩踏事件。伊朗指责沙特管理不善，沙特官员指责伊朗在悲剧发生后玩弄政治。沙特于2016年1月处决什叶派神职人员奈米尔后，抗议者袭击了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导致沙特与伊朗断交。
以下是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与沙特关系的大事时间表。
*文章原刊于Washington Institute，附录参考Wilson Center: Timeline of Iran-Saudi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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